文物大迁徙

　　20世纪30年代，日寇侵华， 抗战爆发，为了保护国宝，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举世闻名的“文物万里大迁徙”。大迁徙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，上面有日寇飞机的空袭，背后又有日军大炮机关枪 的追击。从1933年到1944年，故宫1.3万多箱书画、青铜器、瓷器、玉器精品及古籍善本图书历经11年、行程万余里，一迁上海、二迁南京、三迁西南 大后方，每一次迁徙都惊心动魄。在日寇侵华期间，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，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无大的损失，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　　1933年1月，榆关（山海关）突然遭日军有预谋的火力攻击，激战三日后，日军占领榆关。继一年前失去东北全境之后，此役华北屏障尽失，举国震动。日军入关后北平危在旦夕，故宫博物院经国民政府授意，将数十万件珍贵文物装箱，开始了浩大而漫长的迁徙之旅。

　　从 北平到南京、上海、郑州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桂林……一直到四川乐山和贵州的安顺，这次动用了极大物力人力全国统筹的行动，极其周密细致，历经千山万水和 敌机轰炸，历时多年，损耗却微乎其微，这在当时堪称奇迹。据当时官方统计，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，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有1879 箱，被抢文物不计其数，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。故宫文物作为中华文化遗产之精华，大迁移的历史意义可谓重大。

　　迁徙之因

　　日军侵占东北北平告急筹谋南迁

　　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，日本侵占东北，平津震动。

　　北平危在旦夕，故宫博物院酝酿着迁离北平，时任院长易培基命令属下职员开始搬迁的前期准备。

　　台湾现在的“故宫博物院”网站上，记录了这一段历史：平津局势动荡，华北告急，故宫未雨绸谬，择院藏文物菁华者装箱储置，为文物南迁避难预作准备。

　　经历过圆明园浩劫之后，易培基认为，这些珍贵文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命脉，经受不起侵略者洗劫的冲击。

　　故宫文物为何受到如此重视？

　　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，来自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宫中珍藏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顶级。清朝崩解后，根据退位协议爱新觉罗氏帝裔依旧保留了紫禁城内的特权，但此间陆续曝出故宫文物陆续被宫中皇族和太监们私下变卖的丑闻。

　　1925年，冯玉祥进京，将溥仪逐出紫禁城，同年开始清点宫中文物，并设立故宫博物院，易培基被任命为首任院长。

　　但易培基和他的同事们从未想到，故宫博物院成立不到十年，就要面临日本侵略者迅速逼近的威胁，而大批国宝内迁的艰险之路也才刚刚开始。

　　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实施。其间，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、挑选、装箱的工作。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，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。古籍文献等相对好包装，而瓷器、玉器、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。

　　故 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，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。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，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，依次装箱 后，在空隙间塞满棉花，然后钉箱盖，贴封条。为做到万无一失，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试验，确定无一损坏，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。

　　装了几箱之后，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箴言“稳、准、隔、紧”。后来，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，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，但受损的几乎没有。

　　迁宝争议

　　迁被指“逃跑”不迁又难保宋子文出马

　　1935年，易培基电告当时南京的中央政府，正式提出国宝南迁以避不测的计划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提议，不过让易培基等人没想到的是，迁移国宝的主张引起从高层到北平地方强烈的反对声浪。

　　主张南迁的声音认为，国土散失是一时的，迟早可以收复，但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，则不可再生。况且这些文物并非属于一朝一代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古文明的结晶，如有不测，那将是千古罪责，无法向古人和后人交代。

　　反对者则认为，北平面临日军南侵威胁，正是需要全体军民一心顽强固守的紧要时期，如果政府此时将故宫文物尽数运走，无疑是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以及整个华北，对稳定民心和军心非常不利。

　　国宝南迁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在北平引发热议。大批市民学生走上街头，反对国宝南迁，打出横幅“文物南迁就是逃跑”。当时身为意见领袖的胡适先生，担忧体量巨大 庞杂的文物一旦迁移会造成散落四海难再复聚，他的思路是冀望通过国际监督干预来保障古文物安全。胡适提出三点理由：“第一，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，未必有 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；第二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，迁移并非易事，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？第三，因余深知，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，非万不得已时，绝 不应轻易迁移。”

　　舆论的反应让易培基坐立难安，而另一消息更是让他吓得魂不守舍：当时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就故宫文物保护问题召开一个 会议，会上非但没解决文物如何保护的问题，反而通过三项决议，其中一项竟是“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，购飞机500架”。得到消息后易培基马上向当时北平最 有实权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发电报，请他设法阻止。此后，国民政府在长期反复权衡利弊后，决定着手准备将北平的国宝进行大转移。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院长宋 子文作出决定，将国宝转移到当时看上去相对安全的上海。

　　得知国宝确定南迁的消息后，故宫博物院职员先后接到多次威胁电话，甚至有人声称要炸掉南迁的车辆，易培基无奈中再度向南京方面请示，宋子文亲自致电北平方面，北平警方秘密逮捕了反对南迁最为激进的代表周肇祥，周被关押十日，直至确认国宝分批转移出北平才释放。

　　暂安江南

　　军警护送文物出京城5批运抵南京

　　1933 年2月5日晚间，北平全城戒严，故宫博物院的1万多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，军队护送几十辆板车前往火车站，沿途军警林立，街上除了板车疾驰的辘辘声，听 不到一点别的声音。次日清晨，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，开往浦口。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、宽、高各一尺半，分别编号并贴着封条的2000口木箱。木箱里 除了故宫的珍贵文献、书画、档案珍本外，还包括无价之宝———全套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　　这次迁移被国民政府列为极高的准军事机密，列车开动后，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，车顶四周架起机关枪，车内遍布持枪宪兵警卫。此外张学良还派出骑兵随车护卫。全线除特别快车外，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。

　　到达浦口后，却发现没有合适存储文物的地方，在火车上滞留一月后，转运至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，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。此后，又有包括瓷器、玉器、青铜器、书画、文献、档案等文物陆续运到上海。

　　在 易培基的督办下，至1933年5月，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先后分4批运出北平。不过到第五批即将运走前，易培基被政敌举报涉嫌“监守自盗”私吞故宫 文物，随后被查封财产进行调查，易培基愤而辞职。他主导的故宫时代结束，故宫文物的迁出也随之停止（事后被证明易培基清白，但此时易培基早已病逝上海）。

　　1934 年2月，国民政府颁布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》，故宫改隶属行政院，马衡为院长，随后开始清点运输到上海及留在北平的文物。清点出到达上海的文 物总共5批合计19557箱。这批文物在上海保存，其间还挑选了80箱精华，前往英国举办“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”，轰动一时。

　　1936年11月，国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。次月文物分作5批运抵南京。不料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北平沦陷，8月上海沦陷，南京危在旦夕，文物不得不继续往内陆迁移。

　　三路西迁

　　离南京冒着炮火水陆并进终抵大西南

　　南京沦陷之前，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，因南京危急来不及同时转运这些大批量的文物，遂决定故宫人员分三队沿着北中南三路运往后方。

　　第一批西迁的文物，走的是所谓南路：路径是走水路到汉口，最后一路随着战事的恶化，辗转到湖南大学图书馆、贵州安顺的华严洞。

　　1937年8月14日，招商局“建国轮”装上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（主要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）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，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。因长沙随后遭遇敌机频繁轰炸，国宝再度经湘西、桂林，一路辗转到贵州。

　　1938年1月车到贵阳，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，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。1939年4月13日，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。

　　第二批文物离开，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。此时是1937年11月，日军已经开始攻城，防御陷入混乱的南京岌岌可危。在当时政府机构一团乱麻的时候文物迁移困难重重，时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的杭立武在关键时刻出现。

　　杭 立武，原本和故宫并无渊源。他曾在南京陷落前设立难民区，南京市长遂找到他准备将故宫文物划入难民区保管，杭立武觉得不妥，随即向军方高层反映，此时日军 已兵临城下，城内一片混乱，杭立武意外直接得到蒋介石批复，临危受命成为文化抢救负责人。杭立武全心负责国宝迁出事宜，在日军破城前夕的混乱中辗转找到一 艘英国商船，将2000多箱文物装船运离。此后，杭立武一直担任故宫文物回迁和迁台各项工作的负责人。

　　1937年11月，第二批西迁文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，后运到宜昌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；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，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，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。

　　另一路，是沿着火车从南京运往陕西，最终落脚在四川峨眉。

　　1937 年12月，第三批西迁文物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的山洞里，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，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，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。不久 后日军轰炸汉中，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，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。当时政府按照仅次于运军火的优先级别抽调了300多车次分段抢运 国宝，在严寒的冬季翻越积雪的秦岭，并多次用竹筏载运卡车渡过无桥的河流。

　　与故宫国宝迁移同期，还有一些其他文物陆续西迁。 1937年11月18日，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（南京博物院前身）筹备处也奉命西迁，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颠沛辗转，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 顿下来；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，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，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。

　　迁徙意义

　　避免被掠夺也带来分散隔离文明传承不绝

　　国宝迁徙事后来看，是颇为正确的决策。

　　在抗战开始的前后50年间，从东北到内地，在日军大肆掠夺和破坏下，中国文物损失严重。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：“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，凡敌蹄所及之处，彼等立即殚搜穷索。”

　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国民政府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（简称“清损会”），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，据“清损会”不完全统计，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、损毁的书籍、字画、碑帖、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，损毁古迹741处。

　　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掠夺的专家。他曾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透露，整个二战期间，日本从中国掠夺的珍贵文物大约10万件，其他一般文物，数量大约几百万件，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。

　　为了避免被掠夺的迁徙也带来不可避免的文物分散与隔离，正如胡适当初所预料，文物一经失散，再难复聚。这些中华瑰宝，至今分隔两岸，但所幸都得到了精心照顾。

　　学者段勇日前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称：抗战胜利后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形成了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，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，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。

　　大江大海

　　国民党分批运国宝至台湾一散何时再聚首

　　1945年8月抗战胜利，分散在安顺、峨眉、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，等待长江水涨，能行大船，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。

　　1947年12月9日，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。第二年春天，第一次文物展揭幕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。

　　1948年春天，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，故宫文物也得以存放保管。5月28日中央博物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开办大型展览，吸引几十万人参观，次日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，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。

　　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这些颠沛流离辗转万里的国宝来不及喘息，又要开始一段与故土分离的命运。1948年中，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，南京的国民政府眼看颓势已成，国宝转移提上日程，这次的目的地则是远离大陆的台湾。

　　1948 年11月10日，翁文灏、朱家骅、王世杰、傅斯年、徐鸿宝、李济、蒋复璁和杭立武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：一、故宫文物迅速迁台；二、中 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；三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。当年12月21日，国民党海军“中鼎”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 头装运国宝。登船时，大批的海军眷属闻讯赶来，蜂拥挤满了中鼎轮，岸边装箱等候的文物则无法上船，甚至不得不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赶到现场劝说后，大家才让 出轮船。

　　接着，第二批文物被挑选出来运往台湾，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，共计3502箱。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，还包括故宫典藏的真皮全套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1949年1月9日，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，12日被运往台中糖厂仓库。

　　1949年1月28日，解放军进入南京指日可待，第三批留在下关码头的2000箱文物也开始装船，不料焦急的海军眷属再度占满船舱，几经协调才挤下了2000箱中的1248箱，剩下的得以留存大陆。

　　在北平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几次接到南京当局行政院和杭立武的催促，欲将故宫的重要文物迁走，但与国宝一起经历了千里转辗经历的马衡此时选择留下，再三推诿，直到解放军将北京各出路封锁包围。

　　1949 年1月14日，马衡致函杭立武，信中写道：“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，承中央派机来接，而医生嘱勿乘机，只得谨遵医嘱，暂不离平。”对于文物迁台事件，他更 作了明确的表态：“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。前得分院来电，谓三批即末批，闻之稍慰，今闻又将有四批，不知是否确实。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，以 后不再续运。”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两人从此分道扬镳。

　　这一年，河南和重庆的部分典藏文物，也被飞机运往台湾。不过因为战时仓促，这些文物并未被全数运走。

　　文物西迁路线

　　一路：南京→汉口→长沙→贵阳→安顺

　　1937年8月14日，“建国轮”装上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，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。因长沙随后遭遇敌机频繁轰炸，国宝再度经湘西、桂林，一路辗转到贵州。

　　1938年1月车到贵阳，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。

　　1939年4月13日，南京文物保存所文物5箱也移藏华严洞。

　　二路：南京→汉口→宜昌→重庆→宜宾→乐山

　　1937年11月，第二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，后运到宜昌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。

　　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，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，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。

　　三路：南京→西安→宝鸡→汉中→成都→峨眉

　　1937年12月，第三批西迁古物用火车从南京运往宝鸡的山洞。

　　1937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，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。不久后日军轰炸汉中，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，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。

　　其他西迁文物

　　1937年11月18日，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文物分水陆两路，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顿下来；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，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，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。